2019年，是中国与越南爆发边境战争40周年。站在越南的角度，他们把发生在1979年的这场短暂而激烈的局部战争称之为“北部边界保卫战”。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越南方面为此刊发了一系列纪念文章，反映了官方对于这场战争的表述和态度。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越南历史科学协会会员陈友辉博士所写的《1979年捍卫祖国北部边界战争——胜利和历史教训》。

关于战前的两国关系，陈有辉承认，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两国人民关系十分密切，双方相互团结，互相帮助。但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1975年)之后，两国关系就开始恶化。

当时的中越关系之所以会从“同志加兄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以黎笋为首的河内当局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迅速膨胀，全力谋求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这个词毕竟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被含蓄地表述为印支三国特殊关系），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为了实现这一基本国策，越南彻底倒向北方超级大国，凭借强有力的外援，在抗衡中国的同时，在中南半岛各个战略方向全面出击。

关于战争初期越军的指导思想，陈有辉写道：越南方面主张不动用战略后备军参与战争，也不匆忙从南方撤回主力军，而将动用当地综合力量，动用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当地武装力量，同时补充一部分救援力量。

越军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越南方面的战略判断失误，情报保障水平低下，对于我军对其实施还击作战的决心、规模、时机均严重估计不足，也就是说，越方犯了严重轻敌的错误。当时越方认为，我国刚刚结束特殊时期，正忙于处理国内事务，无暇顾及印支问题；解放军几十年未经实战，人数虽然多但是装备差，战斗力有限，为解放军“即使以六个军南下也成不了气候”。

因此，在我自卫还击作战初期，越军始终低估我军力量，自信心十足。在西线，将我沿红河两岸进攻的13军和14军两个军的兵力判断为两个团。基于这一判断，将第二军区战备值班部队、头等主力师316A师从平卢地区东调，企图和345师夹击我军，大有“决战决胜”的气概。在东线，将我进攻高平地区的两个军七个师误判为一个师，还企图把我们吃掉，对，你没有看错，战役初期，越军是想吃掉我们的。

正是由于战略误判和情报失灵，越军从总参谋部到第一军区、第二军区都犯了战役指挥的严重错误，导致节节败退，丧师失地。

关于战争进程，陈有辉一方面声称，在前10天的战斗中，北部边境军民英勇顽强战斗，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缓解了中国军队的“速打速战”的计划；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方军力以人员和武器装备的优势逐步深入越南领土，分别占领老街省（2月19日）、高平省（2月24日）、柑塘（2月25日）和谅山（3月5日）等地。

陈有辉的表述，充分证明我军成功地实践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原则，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牛刀杀鸡”，广泛运用穿插分割、迂回包围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术，在猛烈炮兵火力支援下，充分发挥大兵团作战的强大威力，以排山倒海一般的压倒性态势，成功占领了战区所有预定目标。

关于越方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陈有辉写道：伤亡干部和战士达3万多，数万名平民丧生。高平、谅山、柑塘、老街等市几乎完全被毁，总共320个乡、735所学校、41个农场、81家企业、38个林场受损，6个边境省约350万人失去了房子、财产和生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