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马利传记片的缺失部分

大约20年前，在返回埃塞俄比亚的众多家庭旅行中，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座庞大的首都中徘徊。似乎整个夏天，亚的斯亚贝巴的司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在播放埃塞俄比亚流行歌星泰迪·阿弗罗（Teddy Afro）的《承诺》（Promise），这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雷鬼颂歌，通常以它所崇拜的音乐家的名字来称呼：“鲍勃·马利（Bob Marley）”。

2005年的那首歌赞扬了马利对非洲的承诺，并在他去世23年后主张将他重新安葬在祖国。（当他去世时，马利被埋葬在他出生的牙买加山顶村庄九英里的一座埃塞俄比亚东正教风格的小教堂里。马利的妻子丽塔当时告诉媒体，她打算挖掘他的遗体，并解释说他将埃塞俄比亚视为他的“精神安息之地”。尽管他与牙买加的联系最紧密，但马利的职权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泛非精神，这得益于他对黑人解放斗争的承诺——例如将津巴布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他帮助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来纪念这场斗争。他的拉斯塔法里世界观（他将其嵌入音乐中）的关键是对非洲作为黑人生命之源的崇敬。

回想起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的马利狂热，以及从那以后我对他的音乐和生活的所有了解，我发现自己对他在一部新电影中的无聊表现感到特别失望。鲍勃·马利（Bob Marley）：《One Love》讲述了这位音乐家的崛起和克服逆境的故事。在实践中，这部电影将革命艺术家扁平化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圣人。但“和平”并不是马利的一般愿望。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抵制种族主义的殖民制度，拉斯塔法里的教义认为这些制度是世界各地黑人痛苦的根源。净化这种对社会正义的令人陶醉的关注可能是主流传记片的典型特征，但它对马利的丰富遗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One Love》从音乐电影的标准票价开始：这位无所畏惧的神童对一场大型演出有着复杂的感情。在马利的案例中，这是1976年的微笑牙买加音乐会，这是一场80,000人的表演，抗议政治暴力。演出前几天，他和他的乐队遭到枪手袭击，马利在金斯敦的家中被枪击。无论如何，他还是向前推进，受伤了，但没有被吓倒。“他的吉他就是他的机关枪，”一位白人唱片公司高管说。

One Love 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制作 Exodus 上，这张 1977 年的专辑将 Marley 和他的乐队 Wailers 一跃成为国际超级巨星。在Smile Jamaica演唱会结束后，乐队潜逃到伦敦，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沉闷的天气、种族主义的警察和一种新的朋克声音，使他们的音乐充满活力。这就是剧本（归功于四位作家）在省略马利的拉斯塔法里主义方面遭受的最大痛苦。马利的许多最受欢迎的唱片都明确呼吁被压迫的人民，特别是非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有害的权力结构。他的歌曲反映了他所持有的核心信仰，但这部电影混淆了它对宗教和它所激发的音乐革命的描绘。想象一下，马尔科姆 X 的电影没有解决他的穆斯林信仰，这与他推动民权和黑人解放密不可分。

One Love 没有展示为什么年轻的马利会被拉斯塔法里尖锐的非洲裔所吸引，而是将他早期对精神归属感的追求定位为被他缺席的白人父亲诺瓦尔抛弃的必然结果。朦胧的闪回和梦境序列将诺瓦尔确立为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炽热的田野中。在影片的最后，他在这些梦境中被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取代，一些拉斯塔法里（Rastafari）将他神化为贾（Jah），他的拥抱似乎治愈了马利被父亲拒绝的感觉。这些超现实主义的插曲有很多需要处理的地方。但这部电影更深层次的罪过在于，它未能完善马利对他所有音乐中灌输的宗教习俗的吸引力。从各方面来看，马利对家人的感受是影响他信仰的一部分，而像“Corner Stone”这样的歌曲就是对这种深深伤口的原始表达。

在将马利的和平主义归入人际冲突的领域时，《一种爱》未能建立起关键的背景：牙买加与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与马利的泛非信仰息息相关。该国于 1962 年获得独立，当时马利 17 岁，他在见证其摆脱英国统治的第二个完整十年之前就去世了。这部电影中才华横溢的混血吟唱者充当了敌对帮派头目和政客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桥梁，倡导一种天真的和平，剥夺了对他的人民压迫根源的任何真正信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更接近于宿舍海报和品牌大麻用具的平静图标，这种漫画的出现部分是因为马利的拉斯塔法里原则包括使用大麻作为神圣的仪式。这与马利的实际音乐非常吻合，尤其是电影结尾播放的搜索赞美诗。《塞拉西是教堂》将非洲皇帝塑造成尘世恐怖的救世主。这首沉思的颂歌最初是由拉斯塔法里长老莫蒂默·普兰诺（Mortimer Planno）创作和制作的，他在塞拉西访问牙买加独立四年后向他致意。听到马利唱“征服犹大的狮子”，就是感觉到他唤起了预言和应验之间融合的沉重应许。

人们可能很容易本能地将传记片的随意传记归咎于家庭参与。这是音乐家驱动的电影的一个常见陷阱，一些马利确实在《One Love》中制作了学分。但我不相信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其意识形态的空白或不愿解决马利角色中更令人讨厌的元素，例如他习惯性的女性化。他的儿子 Ziggy 也是 2012 年纪录片《Marley》的执行制片人，该纪录片几乎详尽地展示了这位艺术家的生活，其中包括他的孩子和前乐队成员的批判性观点。传奇的 Bunny Wailer 是 Marley 最初的两名乐队成员之一，他谈到了他与早期乐队的紧张离开;塞德拉·马利（Cedella Marley）是他与丽塔（Rita）的孩子之一，她坦率地反思了让他成为父亲的困难。

光鲜亮丽的艺术家传记片倾向于使用由知名演员推动的易于理解的叙事结构，可以理解地吸引一些观众。但其中许多电影——例如 2022 年的惠特尼·休斯顿电影和 2021 年的艾瑞莎·富兰克林电影——未能产生太大的商业影响，也未能擦亮其主题的传奇。相比之下，马利的混乱、矛盾的启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让我们了解音乐家的艺术对其他人的要求——以及当音乐家制作出真正改变世界的目录时，什么样的牺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无罪的神灵不创造艺术;真正的、有缺陷的人会这样做。对于休闲的马利爱好者来说，尤其是那些对他的作品没有早期记忆的人来说，One Love 可能提供了一个比 Marley 更令人生畏的切入点，后者的范围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但他的音乐和思想——以及所有帮助他们进入这个破碎世界的人——应该得到更好的。